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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巨手柳永
柳永，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词作有《雨霖铃》《玉蝴蝶》《戚氏》等，后人称他为“北宋巨手”，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他的词凄婉缠绵，儿女情长，但却意境脱俗。
柳永（约9870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
柳家世代为官，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但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0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
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
柳永岁那年，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姓名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处理政务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屡遭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也是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还是柳词和有宋一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全词起伏跌宕，声情双绘，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
柳永留存200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0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晏殊（990年），字同叔，北宋前期婉约派词人之一。抚州临川人（今属江西抚州）。代表作有《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
晏殊以词著于文坛，被后人尊奉为“北宋依声家初祖”，尤擅小令。他继承五代遗风，词颇有意境。他强调写词要有“气象”，与后世的“意境”意义相近，为词的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亦工诗善文，原有诗文0卷，现存不多，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
晏殊一生中，虽没有太高的政治建树，但他不忌贤妒能，重视奖掖后进的品德却让后人歌颂和赞赏，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后皆出其门下。
晏几道（080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他著有《小山词》，他的《临江山》是千古传诵的名作。
虽然父亲晏殊是当时文坛领袖，晏几道承其余荫，又卓有才华，按说，他在文坛上可以广通声气，交接名流。但其实不然。因为晏几道“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所以他也不轻易与文士来往。
在当时的著名文士中，惟一与晏几道深相契合者就是黄庭坚。黄庭坚是一位在仕宦上沉沦下僚，而在文学艺术见解上却有持操的人。他论书法时曾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在文学创作上也是这个态度，所以与晏几道很合得来。
晏几道一生清狂磊落，纵弛不羁，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放在眼中。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晏几道的词艳而不俗，浅处皆深，将艳词小令，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两个层面上发展到极致。
他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其造诣在父亲之上。而且，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不同，晏几道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要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为婉约词的代表作家之一。
欧阳修（00707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代表作品有《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等。
欧阳修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划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10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昌黎先生（韩愈）的散文后，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是第一名。
欧阳修0多岁时，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声誉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回到京城。
庆历三年（0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0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又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子里喝酒，他自称“醉翁”，也为亭子命名为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他的散文深入浅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改文坛面目。他最富盛名的《醉翁亭记》，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虽说有些古体诗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疾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此外，欧阳修还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举荐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苏洵（0090年），字明允，四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苏洵少不喜欢学习，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他的作品《管仲论》最出名。
苏轼（070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和母亲的严教。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女性，饱读诗书，深明大义。她亲自教苏轼读书，引导苏轼效法先贤，树雄心，立大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著有《前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苏辙（09年），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代表作品有《上枢密韩大尉书》《墨竹赋》《秋稼》《南斋竹》《诗病五事》等。
宋仁宗嘉祐初年（0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举，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三苏”之所以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苏洵娶富豪程文应先生之女程颖为妻，程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达礼，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苏家来，已是委屈，而夫婿又不思进取，经常喝到红日西沉方肯罢休。程颖是个非常要强的女性，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抑郁不乐，只好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希望有一日夫婿能够自己觉悟过来。
一年后，程颖为苏家生下一子，拟名为“轼”，并以“轼”劝导苏洵。苏洵决心悔改，发奋苦读。他拉开抽屉，拿出二尺白绢，猛一下咬开中指，颤颤点点，写上几个大字“不发愤何以为人！”
两年后，程颖又为苏家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辙”。曰:“父之车过，子从其辙；兄之车过，弟从其辙；前人之过，后人见其辙。”
后来的岁月，父子三人刻苦读书，勤勉自励，切磋商议，文学素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人中苏轼（苏东坡）的词最为有名。
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成就。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文风鼎盛富丽堂皇的朝代，而“三苏”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苏轼更成为一代文坛领袖，以自己的奇才文思为宋代文坛增添了光彩。他上承欧阳修的务实文风，下有苏门六君子继往开来，使苏文之风绵延两宋而不绝。
司马光（0908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主要著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
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作者把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全书9卷，约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0卷。《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有人说，除了《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相媲美。
曾巩（0908年），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代表作品有《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
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07年），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0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声望。元丰三年（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
元丰四年（08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翌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存尪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0000多册。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安石（008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王安石自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早就有所认识。因此，在他进入仕途，做地方官吏时，非常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嘉佑三年（08年），王安石在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限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07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07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08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如《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他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的风格；《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后期的隐居生活，也促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了一种闲恬的情趣。
郭茂倩（0099年），字德粲，宋代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神宗元丰七年（08年），任河南府法曹参军。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为学术界所重视。
关于郭茂倩的生平，我们知道的甚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而《乐府诗集》一书使他的声名千古不朽。
乐府诗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句式比较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这种淳朴的诗歌风格，文字简单清新，弥漫在诗里的感情，不但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纯真自然。乐府诗是诗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着文人诗的开始，象征着诗开始追求个性自由和发出个人化的声音。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它所收录的作品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
郭茂倩是一个辛勤的资料收集者，《乐府诗集》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搜罗广博，兼收并载。他几乎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乐府诗，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相当完备的资料总集。有许多古籍，如《古今乐录》，今已失传，然而由于《乐府诗集》的征引而得以部分保存。可以说，他为后代的研究乐府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郭茂倩在对《乐府诗集》的编排体制上也颇下过一番苦心。每类歌辞都是古辞在前，拟作在后，将合乐的和不合乐的民间的和文人的作品排列在一起。这虽然使乐府诗的定义变得十分宽泛，但有助于我们对乐府文学的发展演变形成一个史的观念。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
北宋巨手柳永
柳永，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词作有《雨霖铃》《玉蝴蝶》《戚氏》等，后人称他为“北宋巨手”，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他的词凄婉缠绵，儿女情长，但却意境脱俗。
柳永（约9870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
柳家世代为官，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但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0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
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
柳永岁那年，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姓名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处理政务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屡遭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也是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还是柳词和有宋一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全词起伏跌宕，声情双绘，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
柳永留存200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0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晏殊（990年），字同叔，北宋前期婉约派词人之一。抚州临川人（今属江西抚州）。代表作有《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
晏殊以词著于文坛，被后人尊奉为“北宋依声家初祖”，尤擅小令。他继承五代遗风，词颇有意境。他强调写词要有“气象”，与后世的“意境”意义相近，为词的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亦工诗善文，原有诗文0卷，现存不多，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
晏殊一生中，虽没有太高的政治建树，但他不忌贤妒能，重视奖掖后进的品德却让后人歌颂和赞赏，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后皆出其门下。
晏几道（080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他著有《小山词》，他的《临江山》是千古传诵的名作。
虽然父亲晏殊是当时文坛领袖，晏几道承其余荫，又卓有才华，按说，他在文坛上可以广通声气，交接名流。但其实不然。因为晏几道“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所以他也不轻易与文士来往。
在当时的著名文士中，惟一与晏几道深相契合者就是黄庭坚。黄庭坚是一位在仕宦上沉沦下僚，而在文学艺术见解上却有持操的人。他论书法时曾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在文学创作上也是这个态度，所以与晏几道很合得来。
晏几道一生清狂磊落，纵弛不羁，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放在眼中。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晏几道的词艳而不俗，浅处皆深，将艳词小令，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两个层面上发展到极致。
他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其造诣在父亲之上。而且，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不同，晏几道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要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为婉约词的代表作家之一。
欧阳修（00707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代表作品有《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等。
欧阳修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划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10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昌黎先生（韩愈）的散文后，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是第一名。
欧阳修0多岁时，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声誉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回到京城。
庆历三年（0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0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又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子里喝酒，他自称“醉翁”，也为亭子命名为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他的散文深入浅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改文坛面目。他最富盛名的《醉翁亭记》，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虽说有些古体诗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疾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此外，欧阳修还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举荐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苏洵（0090年），字明允，四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苏洵少不喜欢学习，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他的作品《管仲论》最出名。
苏轼（070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和母亲的严教。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女性，饱读诗书，深明大义。她亲自教苏轼读书，引导苏轼效法先贤，树雄心，立大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著有《前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苏辙（09年），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代表作品有《上枢密韩大尉书》《墨竹赋》《秋稼》《南斋竹》《诗病五事》等。
宋仁宗嘉祐初年（0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举，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三苏”之所以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苏洵娶富豪程文应先生之女程颖为妻，程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达礼，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苏家来，已是委屈，而夫婿又不思进取，经常喝到红日西沉方肯罢休。程颖是个非常要强的女性，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抑郁不乐，只好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希望有一日夫婿能够自己觉悟过来。
一年后，程颖为苏家生下一子，拟名为“轼”，并以“轼”劝导苏洵。苏洵决心悔改，发奋苦读。他拉开抽屉，拿出二尺白绢，猛一下咬开中指，颤颤点点，写上几个大字“不发愤何以为人！”
两年后，程颖又为苏家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辙”。曰:“父之车过，子从其辙；兄之车过，弟从其辙；前人之过，后人见其辙。”
后来的岁月，父子三人刻苦读书，勤勉自励，切磋商议，文学素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人中苏轼（苏东坡）的词最为有名。
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成就。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文风鼎盛富丽堂皇的朝代，而“三苏”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苏轼更成为一代文坛领袖，以自己的奇才文思为宋代文坛增添了光彩。他上承欧阳修的务实文风，下有苏门六君子继往开来，使苏文之风绵延两宋而不绝。
司马光（0908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主要著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
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作者把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全书9卷，约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0卷。《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有人说，除了《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相媲美。
曾巩（0908年），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代表作品有《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
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07年），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0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声望。元丰三年（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
元丰四年（08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翌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存尪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0000多册。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安石（008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王安石自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早就有所认识。因此，在他进入仕途，做地方官吏时，非常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嘉佑三年（08年），王安石在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限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07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07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08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如《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他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的风格；《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后期的隐居生活，也促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了一种闲恬的情趣。
郭茂倩（0099年），字德粲，宋代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神宗元丰七年（08年），任河南府法曹参军。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为学术界所重视。
关于郭茂倩的生平，我们知道的甚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而《乐府诗集》一书使他的声名千古不朽。
乐府诗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句式比较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这种淳朴的诗歌风格，文字简单清新，弥漫在诗里的感情，不但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纯真自然。乐府诗是诗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着文人诗的开始，象征着诗开始追求个性自由和发出个人化的声音。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它所收录的作品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
郭茂倩是一个辛勤的资料收集者，《乐府诗集》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搜罗广博，兼收并载。他几乎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乐府诗，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相当完备的资料总集。有许多古籍，如《古今乐录》，今已失传，然而由于《乐府诗集》的征引而得以部分保存。可以说，他为后代的研究乐府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郭茂倩在对《乐府诗集》的编排体制上也颇下过一番苦心。每类歌辞都是古辞在前，拟作在后，将合乐的和不合乐的民间的和文人的作品排列在一起。这虽然使乐府诗的定义变得十分宽泛，但有助于我们对乐府文学的发展演变形成一个史的观念。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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