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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江南的才子！”
焦循知道，阮元这样说，就是下定了一举考上举人的决心，也紧紧抱住了阮元。只觉得阮元虽然身材瘦弱，可抱起来的时候，却有一种莫名的安稳。
这年尚未过完，焦循的母亲也不幸离世。阮家这边全力相助，才让焦循渡过了这段无比痛苦的日子。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阮元辞别家人，便东下江阴，去找谢墉了。说来也奇怪，这次杨吉居然主动找了阮承信，想要和阮元一同出门，阮承信自然知道他留在家里，也做不了别的，便同意了，当然也希望他真的可以改善和阮元的关系。阮元平日倒是偶尔会和杨吉说上一两句话，反而是杨吉，似乎为早先看不起阮元的事感到惭愧，不愿意主动说话了。
这一日阮元整理好了自己预备录取的卷子，又来找谢墉。这些卷子阮元虽也要参与，可最后决定何人取录，名次如何，依然要谢墉做主。谢墉看着阮元送上来的卷子，也不禁笑道：
“伯元，这初次分阅试卷，也是要黜落些人的吧，你看，那些全篇文章，毫无可取之处的童生，就不要再给他们机会了。你呢？你看看这几篇，老师也不觉得有多好，你为何还要呈给老师看啊？”
阮元接过一篇文章，看了一下说道：“老师，学生看来，这篇文章大半篇幅，确实表述平平。可这破题、承题二句，和中间的中股，学生看来，还是不错的，所以不忍直接黜落，还望老师裁定。”
谢墉道：“难怪容甫他有些时候，也会笑话你。他说他和你是完全相反，却又完全相同。他呢，是谁也看不起，你呢，是谁都看得起。只是你这‘看得起’的背后，其实或许也是一片自傲之心吧。哈哈，这样也好，只不过你这样生活下去，可要比寻常人劳累多喽！”
说着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道：“伯元，记得你考生员的时候，那篇史论可是不错。当时我考题是‘论晋宋失国之因由’，你说到‘晋之失，在于宗王之持节，虽有汝南长沙，而不臣乱政。宋之失，在于边军之不立，虽有种、折诸公，而上下相疑。’你如何看这晋时八王乱政之事？”
阮元道：“回老师，家父颇好史书，因此学生童蒙之时，便闻教诲。这晋代八王之说，本是由于唐人修列《晋书》，将此八位宗王列于同一传中所来。其实八王各有不同，汝南王司马亮，本身虽无大才，然并无大过，长沙王司马乂，本也是股肱之臣，不意错信他人。此二王虽救不了晋朝，也不是乱政之人。若将此二王与赵王伦、成都王颖、东海王越这些真正的乱臣贼子相提并论，未免太冤枉他们了。”
谢墉笑道：“不错，不错！伯元善恶分明，确是有见地。只是伯元，对于金元史，你可熟悉？”
清代从乡试开始，第三场的策论部分，便要涉及史论，所以对于读书人而言，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是高层次考试的必备能力。但金朝在清朝被视为“闰位”，《元史》公认质量不好，所以考试也极少从其中出题。阮元熟悉的是《资治通鉴》，宋代历史自然也经常听父亲讲授一些。但金史元史，也只知道个大概，不算精通。遂笑道：“恕学生直言，学生不才，《通鉴》算是熟读，宋史便学得不如《通鉴》，至于金元史，实在涉及不多。”
谢墉笑道：“那你来这江南，可要好好学习一番。就在此处不远，便有一位大儒，对于金元典故，可谓了如指掌。前日与他书信往来，还说准备重修《元史》呢！如此大儒就在身边，伯元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阮元一听，想起此处已是江阴，顿时想起一人，问道：“老师所言，可是嘉定钱辛楣先生？”
阮元所言，便是乾隆朝名儒，史学界泰斗钱大昕了。钱大昕精通经术之外，更好史学。甚至引经入史，把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提出“言必有据”，成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圭臬之言。钱大昕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廿二史考异》贯穿秦汉宋元，乃是当世史学名作。
钱大昕原本考过进士，做了一段时间翰林、学政，官至正四品少詹事。但乾隆四十年，遭遇父丧，即归家守制，此后再未回到官场，而是一直居家治学。他号辛楣，后来学生便以辛楣先生称之，此时阮元所在，与钱大昕居所已相距不远。
只听谢墉笑道：“就是辛楣先生，伯元，你年纪尚轻，若是只你孤身一人来江南，或许见不到他。但你随老师前来，那就简单多了，老师在京城为官时，与辛楣先生素来相识，想想十年不见，也正想和他畅谈一番呢！其实也不瞒伯元说，辛楣先生这些日子听说我来这里典试，也想见我一面呢，想是这一两天，便要到学署了。”
话正说着，忽见杨吉拿了个名帖过来，说道：“谢大人，外面有辆马车，车上人递了这个下来，看着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杨吉在外做事，虽然平日依然自由自在，可也佩服谢墉学识，所以在谢墉面前颇为规矩。
谢墉拿过名帖看了一眼，笑道：“伯元，辛楣先生已不用再等了，我们这就去应他进来吧！”说着带着阮元，便到门前去了。
到得门前，见门口已站着一人，身材微胖，颌下长髯，须发已显灰白，但面容却甚是可亲。谢墉见了，忙走上前握了他手，笑道：“辛楣，没想到京城一别，你我竟还有相见之日！眼看着老哥哥也快七十了，这一任学政做完，老哥哥也想着致仕归田了。辛楣气色还是这般好，想来归田治学，可比我四处劳碌强多喽！”
钱大昕眼见故人，自然也开心不已，道：“金圃兄见笑了，我不过是生性疏懒了些，其实金圃兄做的，才是恩泽后世的事啊。若是没有金圃兄慧眼识人，为天下选出这许多人才来。你说我这一生，就算写出再多东西，那给谁看去啊。我不过是个牧马的仆从，金圃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伯乐！”谢墉号金圃，钱大昕便称其号，一时二人相互牵着，早已进了内院，阮元和杨吉便在二人后面跟着。
钱大昕正聊得兴起，回头看着阮元在侧，只觉他虽年轻，但眼中目光成熟，想是饱读诗书，又颇有见地之人，便欲出言相问。谢墉已看出钱大昕神色，笑道：“辛楣啊，这位便是我去年取录扬州案首，仪征阮伯元，眼下正帮我搜录遗卷呢。伯元，快见过钱辛楣先生。”阮元也走上前来，向钱大昕作揖成礼。
钱大昕听了阮元姓名，也存了几分好奇，问谢墉道：“金圃兄，你去年和我说起，你在扬州府取录生员案首，是个不世出的人才，莫非便是此人？”
谢墉笑道：“正是这位仪征阮伯元，辛楣啊，就在刚才，我还和他聊起晋时八王呢。伯元啊，不要害怕，辛楣虽然是一代大家，对你这些年轻人，可从来不会说上一句重话呢。快把刚才所言，给辛楣先生听听。”
阮元仔细看钱大昕时，只觉他虽然和善，但目光之中，也自有一股正直之气。遂躬身道：“学生久闻钱宫詹先生之名，学生尚且年少，自觉才识浅薄，不敢在宫詹先生面前班门弄斧。”
钱大昕道：“其实我看你样子，便知是个有才学之人，金圃兄与我相交已久，他为人最是公平，怎会随意取录案首？你也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平日说话，也往往与世人大不相同。你说你才识浅薄，说不定反倒对我胃口呢！”阮元眼看钱大昕执意相问，也不敢再谦虚，便把之前对谢墉所言，又讲述了一遍。
钱大昕听了，不仅没有任何批评，反而哈哈笑道：“伯元，你所言《晋书》，在二十四史之中，本就不过是中等水平。你如此言语谦恭，又是为何啊？难道当日执笔之人，个个都是至圣先贤不成？当日唐太宗修这《晋书》之时，史臣共有二十一人，良莠不齐，事后又无人统筹全局。说有列传的，其实无传；履历平平的，不少人只因他是世家大族，便动辄美言。老夫看这《晋书》，一直颇多遗憾，只是念着房文昭公当日主持之时，已年近七旬，故而不忍苛责。你这般谦虚又是为何？”唐代官修《晋书》修订，是贞观末年之事，不免有些仓促。房文昭公便是房玄龄，但其实主笔之人，共有二十一人之多，房玄龄不过是主持修订的宰相而已，故而疏漏颇多。钱大昕如此评论，也不是空穴来风。
但钱大昕想了想，又道：“但你评价这八王，又与我不同。我做那《廿二史考异》之时，认为汝南王无过，齐王不过材质低劣，却无不臣之意。你说起长沙王我想起来了，原本评价也不差，看来是我糊涂了，还是你才高一筹，哈哈，伯元，你可看过我这《廿二史考异》？”
阮元道：“老师大作，学生本也看过，去年在扬州一家书肆，曾读了半日，自觉受益匪浅。可惜当时身无长物，实在买不下来，还请老师见谅。至于老师所补《元史》氏族表、艺文志二节，学生仅知其名，却未见过。”
钱大昕听了这句话，却高兴异常，道：“伯元果然是真读书人！兼通经史，现下已是不易了。其实我那元史补文，原本想等着全书修订完了，再行刊印，你见不着也属正常。至于《考异》嘛，今天听你这样一说，我也得回去多修订几次喽。你正好先准备乡试，你考上了，我把书修订完了，咱们再一起切磋一番，岂不快哉？”
听着钱大昕和阮元聊天，杨吉自然不知其中晋书元史为何物。但他可以看出，这个谢墉一直推崇，学问一看就不低的老人，竟然和阮元才认识不到片刻，就成了莫逆之交，自己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他也鼓起勇气，向钱大昕问道：“老先生，您和伯元这……这今天不是刚认识吗？怎么我看起来，倒像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一样？”
杨吉这样，虽说也有些失礼，但钱大昕正在兴头上，自然对杨吉也很客气，道：“十年好友易得，读书知己难求啊。眼下读书人，大多只知功名利禄，学这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不过为了在场屋之上，随意敷衍一番，取个功名而已。伯元兼通经史，立论恰到好处，这可不是想伪装，就能装出来的，是要有真学问的啊！年轻一辈人，我所识也不少了，但伯元才华，依然是让我大开眼界！”
说话间学署里下人来报，厅里清茶点心，已经齐备。谢墉便带着阮元和钱大昕，一同回厅里去了。只剩下杨吉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或许，他应该相信阮元才对……
阮元、谢墉和钱大昕畅谈了一日，自然是乐在其中，但钱大昕也告诉阮元，若是真想一鼓作气考上举人，最好还是潜心准备几个月，至于史学的事，既然自己已经认识了阮元，那以后什么时候再交流，也都不成问题。阮元谢过钱大昕，便继续准备乡试事宜去了。
平日帮谢墉检校试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其他考生所思所想，阮元原本不忌讳取他人之长为己所用，江南才子又多，看了许多至论佳句，自己写作文章的水平，也更进了一层。这一日眼见一篇卷子写得不错，便带到汪中居处，想和汪中一同品评。
谁知汪中全不在意，道：“伯元觉得好，便自己去看吧，我这几日也有些累了，正好休息。”
阮元道：“容甫兄，眼看还有三个月，秋闱就要开始了。容甫兄多看看他人奇思妙句，不也能有些进益吗？”可话说出口，便有些想反悔，汪中极少瞧得起其他生员，这样说往往会被讽刺一番。
谁知汪中后面一句话，竟大出阮元所料：“谁说我要去考乡试了？”
阮元大惊，但仔细想想，汪中确实没有明说过，也只好答道：“容甫兄，和谢老师一起过来阅卷，不就是为了这一次考举人吗？谢老师指点了我不少呢。”
“伯元你想错了，我并无应举之心。”汪中说得异常坚决。
“可……可是容甫兄，咱们都到这里了，距离江宁府城，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容甫兄为何不去试一试呢？”
“伯元。”汪中语气竟缓和了下来，没了平日那般傲气，反而凝视着阮元，缓缓答道：“你我志向不同。你说你家中连遭变故，这次应举，也是为了家里。这我信你，可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必须要去应举的，若只是在乡间读书治学度日，一个生员功名，足够了。前去应举，便要想着做官了。”
想到这里，对“做官”未免有些轻蔑，道：“可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平日谁都瞧不起，去做官看官老爷脸色，岂不无趣？官老爷看我，只怕也恨不得我早些死了。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才是两全其美。哈哈，县衙里的官老爷，还不如仪征县学里面那些学生有意思呢。”
汪中说着说着，自己也未免有些落寞。毕竟对于读书人而言，功名大小也是面子问题，虽然考了举人也没什么用，可说出去，举人总比生员更受敬重些。
阮元见汪中言辞真挚，知道自己再劝他，也劝不回来，只怕再多说，汪中反而和他翻脸。只好道：“容甫兄，我知道你脾气，我再劝，你也不会听。容甫兄的未来，我也不应该强加干涉。只是……只是考到这一场，便只有我一个人了，大家……大家和我，都越来越远了。”说到这里，想着几个朋友，焦循守孝、汪中弃考、江藩不愿仕官、少年时认识的大虎小虎，也无力再进一步，也总是有些心酸。
“伯元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汪中笑道：“你考上举人，便有其他的举人可与你为友。你考上进士，平日所见的，就是天下间最顶尖的才子了。到时候还会怕没有朋友？只是你涉世未深，还不知这天下有多大罢了。天下之间，你我这样的人，其实不少呢。”
阮元知道，汪中从来瞧不起其他读书人，今天说这样一句，已是二人相识以来，他最谦虚的一句话。不禁笑了出来，道：“容甫兄，为了安慰我，你淮扬第一才子的名号，我看你都快让出去了。”
“谁说我让出去了？”汪中自然不服，但随后想想，又道：“伯元，若你真考上举人，我有个请求，还希望你能答应我。”
阮元道：“容甫兄客气了，只要小弟能做的，小弟一定在所不辞。”
“若是有了新朋友，也别忘了我就好。”汪中笑道。
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乡试，定在了八月，阮元到了江宁，眼看准备已毕，便要入场。只是这一次，阮元的身边已没有了同考的友人。
或许，杨吉也算一个朋友吧。这一年，杨吉可是一直跟着阮元。
全江南的才子！”
焦循知道，阮元这样说，就是下定了一举考上举人的决心，也紧紧抱住了阮元。只觉得阮元虽然身材瘦弱，可抱起来的时候，却有一种莫名的安稳。
这年尚未过完，焦循的母亲也不幸离世。阮家这边全力相助，才让焦循渡过了这段无比痛苦的日子。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阮元辞别家人，便东下江阴，去找谢墉了。说来也奇怪，这次杨吉居然主动找了阮承信，想要和阮元一同出门，阮承信自然知道他留在家里，也做不了别的，便同意了，当然也希望他真的可以改善和阮元的关系。阮元平日倒是偶尔会和杨吉说上一两句话，反而是杨吉，似乎为早先看不起阮元的事感到惭愧，不愿意主动说话了。
这一日阮元整理好了自己预备录取的卷子，又来找谢墉。这些卷子阮元虽也要参与，可最后决定何人取录，名次如何，依然要谢墉做主。谢墉看着阮元送上来的卷子，也不禁笑道：
“伯元，这初次分阅试卷，也是要黜落些人的吧，你看，那些全篇文章，毫无可取之处的童生，就不要再给他们机会了。你呢？你看看这几篇，老师也不觉得有多好，你为何还要呈给老师看啊？”
阮元接过一篇文章，看了一下说道：“老师，学生看来，这篇文章大半篇幅，确实表述平平。可这破题、承题二句，和中间的中股，学生看来，还是不错的，所以不忍直接黜落，还望老师裁定。”
谢墉道：“难怪容甫他有些时候，也会笑话你。他说他和你是完全相反，却又完全相同。他呢，是谁也看不起，你呢，是谁都看得起。只是你这‘看得起’的背后，其实或许也是一片自傲之心吧。哈哈，这样也好，只不过你这样生活下去，可要比寻常人劳累多喽！”
说着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道：“伯元，记得你考生员的时候，那篇史论可是不错。当时我考题是‘论晋宋失国之因由’，你说到‘晋之失，在于宗王之持节，虽有汝南长沙，而不臣乱政。宋之失，在于边军之不立，虽有种、折诸公，而上下相疑。’你如何看这晋时八王乱政之事？”
阮元道：“回老师，家父颇好史书，因此学生童蒙之时，便闻教诲。这晋代八王之说，本是由于唐人修列《晋书》，将此八位宗王列于同一传中所来。其实八王各有不同，汝南王司马亮，本身虽无大才，然并无大过，长沙王司马乂，本也是股肱之臣，不意错信他人。此二王虽救不了晋朝，也不是乱政之人。若将此二王与赵王伦、成都王颖、东海王越这些真正的乱臣贼子相提并论，未免太冤枉他们了。”
谢墉笑道：“不错，不错！伯元善恶分明，确是有见地。只是伯元，对于金元史，你可熟悉？”
清代从乡试开始，第三场的策论部分，便要涉及史论，所以对于读书人而言，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是高层次考试的必备能力。但金朝在清朝被视为“闰位”，《元史》公认质量不好，所以考试也极少从其中出题。阮元熟悉的是《资治通鉴》，宋代历史自然也经常听父亲讲授一些。但金史元史，也只知道个大概，不算精通。遂笑道：“恕学生直言，学生不才，《通鉴》算是熟读，宋史便学得不如《通鉴》，至于金元史，实在涉及不多。”
谢墉笑道：“那你来这江南，可要好好学习一番。就在此处不远，便有一位大儒，对于金元典故，可谓了如指掌。前日与他书信往来，还说准备重修《元史》呢！如此大儒就在身边，伯元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阮元一听，想起此处已是江阴，顿时想起一人，问道：“老师所言，可是嘉定钱辛楣先生？”
阮元所言，便是乾隆朝名儒，史学界泰斗钱大昕了。钱大昕精通经术之外，更好史学。甚至引经入史，把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提出“言必有据”，成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圭臬之言。钱大昕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廿二史考异》贯穿秦汉宋元，乃是当世史学名作。
钱大昕原本考过进士，做了一段时间翰林、学政，官至正四品少詹事。但乾隆四十年，遭遇父丧，即归家守制，此后再未回到官场，而是一直居家治学。他号辛楣，后来学生便以辛楣先生称之，此时阮元所在，与钱大昕居所已相距不远。
只听谢墉笑道：“就是辛楣先生，伯元，你年纪尚轻，若是只你孤身一人来江南，或许见不到他。但你随老师前来，那就简单多了，老师在京城为官时，与辛楣先生素来相识，想想十年不见，也正想和他畅谈一番呢！其实也不瞒伯元说，辛楣先生这些日子听说我来这里典试，也想见我一面呢，想是这一两天，便要到学署了。”
话正说着，忽见杨吉拿了个名帖过来，说道：“谢大人，外面有辆马车，车上人递了这个下来，看着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杨吉在外做事，虽然平日依然自由自在，可也佩服谢墉学识，所以在谢墉面前颇为规矩。
谢墉拿过名帖看了一眼，笑道：“伯元，辛楣先生已不用再等了，我们这就去应他进来吧！”说着带着阮元，便到门前去了。
到得门前，见门口已站着一人，身材微胖，颌下长髯，须发已显灰白，但面容却甚是可亲。谢墉见了，忙走上前握了他手，笑道：“辛楣，没想到京城一别，你我竟还有相见之日！眼看着老哥哥也快七十了，这一任学政做完，老哥哥也想着致仕归田了。辛楣气色还是这般好，想来归田治学，可比我四处劳碌强多喽！”
钱大昕眼见故人，自然也开心不已，道：“金圃兄见笑了，我不过是生性疏懒了些，其实金圃兄做的，才是恩泽后世的事啊。若是没有金圃兄慧眼识人，为天下选出这许多人才来。你说我这一生，就算写出再多东西，那给谁看去啊。我不过是个牧马的仆从，金圃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伯乐！”谢墉号金圃，钱大昕便称其号，一时二人相互牵着，早已进了内院，阮元和杨吉便在二人后面跟着。
钱大昕正聊得兴起，回头看着阮元在侧，只觉他虽年轻，但眼中目光成熟，想是饱读诗书，又颇有见地之人，便欲出言相问。谢墉已看出钱大昕神色，笑道：“辛楣啊，这位便是我去年取录扬州案首，仪征阮伯元，眼下正帮我搜录遗卷呢。伯元，快见过钱辛楣先生。”阮元也走上前来，向钱大昕作揖成礼。
钱大昕听了阮元姓名，也存了几分好奇，问谢墉道：“金圃兄，你去年和我说起，你在扬州府取录生员案首，是个不世出的人才，莫非便是此人？”
谢墉笑道：“正是这位仪征阮伯元，辛楣啊，就在刚才，我还和他聊起晋时八王呢。伯元啊，不要害怕，辛楣虽然是一代大家，对你这些年轻人，可从来不会说上一句重话呢。快把刚才所言，给辛楣先生听听。”
阮元仔细看钱大昕时，只觉他虽然和善，但目光之中，也自有一股正直之气。遂躬身道：“学生久闻钱宫詹先生之名，学生尚且年少，自觉才识浅薄，不敢在宫詹先生面前班门弄斧。”
钱大昕道：“其实我看你样子，便知是个有才学之人，金圃兄与我相交已久，他为人最是公平，怎会随意取录案首？你也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平日说话，也往往与世人大不相同。你说你才识浅薄，说不定反倒对我胃口呢！”阮元眼看钱大昕执意相问，也不敢再谦虚，便把之前对谢墉所言，又讲述了一遍。
钱大昕听了，不仅没有任何批评，反而哈哈笑道：“伯元，你所言《晋书》，在二十四史之中，本就不过是中等水平。你如此言语谦恭，又是为何啊？难道当日执笔之人，个个都是至圣先贤不成？当日唐太宗修这《晋书》之时，史臣共有二十一人，良莠不齐，事后又无人统筹全局。说有列传的，其实无传；履历平平的，不少人只因他是世家大族，便动辄美言。老夫看这《晋书》，一直颇多遗憾，只是念着房文昭公当日主持之时，已年近七旬，故而不忍苛责。你这般谦虚又是为何？”唐代官修《晋书》修订，是贞观末年之事，不免有些仓促。房文昭公便是房玄龄，但其实主笔之人，共有二十一人之多，房玄龄不过是主持修订的宰相而已，故而疏漏颇多。钱大昕如此评论，也不是空穴来风。
但钱大昕想了想，又道：“但你评价这八王，又与我不同。我做那《廿二史考异》之时，认为汝南王无过，齐王不过材质低劣，却无不臣之意。你说起长沙王我想起来了，原本评价也不差，看来是我糊涂了，还是你才高一筹，哈哈，伯元，你可看过我这《廿二史考异》？”
阮元道：“老师大作，学生本也看过，去年在扬州一家书肆，曾读了半日，自觉受益匪浅。可惜当时身无长物，实在买不下来，还请老师见谅。至于老师所补《元史》氏族表、艺文志二节，学生仅知其名，却未见过。”
钱大昕听了这句话，却高兴异常，道：“伯元果然是真读书人！兼通经史，现下已是不易了。其实我那元史补文，原本想等着全书修订完了，再行刊印，你见不着也属正常。至于《考异》嘛，今天听你这样一说，我也得回去多修订几次喽。你正好先准备乡试，你考上了，我把书修订完了，咱们再一起切磋一番，岂不快哉？”
听着钱大昕和阮元聊天，杨吉自然不知其中晋书元史为何物。但他可以看出，这个谢墉一直推崇，学问一看就不低的老人，竟然和阮元才认识不到片刻，就成了莫逆之交，自己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他也鼓起勇气，向钱大昕问道：“老先生，您和伯元这……这今天不是刚认识吗？怎么我看起来，倒像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一样？”
杨吉这样，虽说也有些失礼，但钱大昕正在兴头上，自然对杨吉也很客气，道：“十年好友易得，读书知己难求啊。眼下读书人，大多只知功名利禄，学这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不过为了在场屋之上，随意敷衍一番，取个功名而已。伯元兼通经史，立论恰到好处，这可不是想伪装，就能装出来的，是要有真学问的啊！年轻一辈人，我所识也不少了，但伯元才华，依然是让我大开眼界！”
说话间学署里下人来报，厅里清茶点心，已经齐备。谢墉便带着阮元和钱大昕，一同回厅里去了。只剩下杨吉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或许，他应该相信阮元才对……
阮元、谢墉和钱大昕畅谈了一日，自然是乐在其中，但钱大昕也告诉阮元，若是真想一鼓作气考上举人，最好还是潜心准备几个月，至于史学的事，既然自己已经认识了阮元，那以后什么时候再交流，也都不成问题。阮元谢过钱大昕，便继续准备乡试事宜去了。
平日帮谢墉检校试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其他考生所思所想，阮元原本不忌讳取他人之长为己所用，江南才子又多，看了许多至论佳句，自己写作文章的水平，也更进了一层。这一日眼见一篇卷子写得不错，便带到汪中居处，想和汪中一同品评。
谁知汪中全不在意，道：“伯元觉得好，便自己去看吧，我这几日也有些累了，正好休息。”
阮元道：“容甫兄，眼看还有三个月，秋闱就要开始了。容甫兄多看看他人奇思妙句，不也能有些进益吗？”可话说出口，便有些想反悔，汪中极少瞧得起其他生员，这样说往往会被讽刺一番。
谁知汪中后面一句话，竟大出阮元所料：“谁说我要去考乡试了？”
阮元大惊，但仔细想想，汪中确实没有明说过，也只好答道：“容甫兄，和谢老师一起过来阅卷，不就是为了这一次考举人吗？谢老师指点了我不少呢。”
“伯元你想错了，我并无应举之心。”汪中说得异常坚决。
“可……可是容甫兄，咱们都到这里了，距离江宁府城，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容甫兄为何不去试一试呢？”
“伯元。”汪中语气竟缓和了下来，没了平日那般傲气，反而凝视着阮元，缓缓答道：“你我志向不同。你说你家中连遭变故，这次应举，也是为了家里。这我信你，可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必须要去应举的，若只是在乡间读书治学度日，一个生员功名，足够了。前去应举，便要想着做官了。”
想到这里，对“做官”未免有些轻蔑，道：“可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平日谁都瞧不起，去做官看官老爷脸色，岂不无趣？官老爷看我，只怕也恨不得我早些死了。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才是两全其美。哈哈，县衙里的官老爷，还不如仪征县学里面那些学生有意思呢。”
汪中说着说着，自己也未免有些落寞。毕竟对于读书人而言，功名大小也是面子问题，虽然考了举人也没什么用，可说出去，举人总比生员更受敬重些。
阮元见汪中言辞真挚，知道自己再劝他，也劝不回来，只怕再多说，汪中反而和他翻脸。只好道：“容甫兄，我知道你脾气，我再劝，你也不会听。容甫兄的未来，我也不应该强加干涉。只是……只是考到这一场，便只有我一个人了，大家……大家和我，都越来越远了。”说到这里，想着几个朋友，焦循守孝、汪中弃考、江藩不愿仕官、少年时认识的大虎小虎，也无力再进一步，也总是有些心酸。
“伯元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汪中笑道：“你考上举人，便有其他的举人可与你为友。你考上进士，平日所见的，就是天下间最顶尖的才子了。到时候还会怕没有朋友？只是你涉世未深，还不知这天下有多大罢了。天下之间，你我这样的人，其实不少呢。”
阮元知道，汪中从来瞧不起其他读书人，今天说这样一句，已是二人相识以来，他最谦虚的一句话。不禁笑了出来，道：“容甫兄，为了安慰我，你淮扬第一才子的名号，我看你都快让出去了。”
“谁说我让出去了？”汪中自然不服，但随后想想，又道：“伯元，若你真考上举人，我有个请求，还希望你能答应我。”
阮元道：“容甫兄客气了，只要小弟能做的，小弟一定在所不辞。”
“若是有了新朋友，也别忘了我就好。”汪中笑道。
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乡试，定在了八月，阮元到了江宁，眼看准备已毕，便要入场。只是这一次，阮元的身边已没有了同考的友人。
或许，杨吉也算一个朋友吧。这一年，杨吉可是一直跟着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