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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