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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梁祝故里
从广义上讲，我的家乡就是梁祝故里，因为我生活和工作的遂平县与梁祝故事的发源地汝南县同属豫南驻马店市，而且互为毗邻，两地相距也不过七八十公里，直线距离则更近。2005年12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称号。2007年初夏，也就是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汝南县马乡镇更名为“梁祝镇”的那一年，我陪同省作协的几位文友专程拜谒了梁祝故里。时隔六年，为了寻觅那一段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往事，感受那一场惊天动地、至死不渝的挚爱，我又一次走进了这片古朴而风雅的温厚乡土。
禹贡有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所区划的九州乃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从禹贡九州图和九州山川实证揔（总）图上可以明显看出豫州居九州之中，誉为中州，而汝南又处豫州之中，故而千百年来此地一直被人称作“天中”自汝南县城向北约两公里处，有一座垒土而成、方圆百步、通高丈许的“天中山”相传周武王在此聚土成丘，上置土圭，测日影考分数以此为正。汝南旧志记载：“自古测日影，以此为正，故筑土垒石以记之。”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碑文至今尚在。汝南，自春秋战国时期始有建制，上溯秦汉，下讫明清，一直是郡、州、军、府之治所。贯通南北、穿境而过的古官道，北至汴梁，西走洛阳，南达江汉，由此不难看出，这里曾是九省通衢、八方辐辏之地，昔日的物阜民丰、水陆交汇、熙来攘往、商贾云集之盛景也能由此略窥一斑。
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至299年），汝南郡府向西南大约五十华里处有一个村庄叫梁庄（今和孝镇梁岗村），村里有位青年叫梁山伯。山伯一表人才、忠厚善良、腹有诗书、少年老成。十七岁那年，山伯遵父母之命，携带书童、背负书箧、手提行囊，到村南十八里外的红罗山书院拜师求学。途径一个叫曹庄的村子时，他便停下脚步，在村南小桥边的凉亭里稍作歇息。由于曹庄的村民皆属曹姓，这座跨河而建的小石桥也随之名曰曹桥（草桥，今和孝镇曹庄村南）。此地距红罗山书院尚有大约八里远，而东北十八里之外也有一个村子叫朱庄（今梁祝镇朱庄），庄上朱员外膝下有一爱女名叫朱英台（祝英台，乳名九妹）。朱九妹聪明伶俐、生性乖巧、粉妆玉砌、身段婀娜。在对父母反复缠磨、几番央求之下，她才勉强得到严父慈母的点头应允，男扮女装，化名九弟，打点行装，带领书童走出深宅大院、绮窗绣阁到红罗山书院从师就读。此时此刻，她恰巧也在途中行至曹桥的凉亭暂作休息。二人不期而遇，互通姓名，相称学友，言谈投机，相见恨晚，于是，互报家乡年庚之后，便聚土作炉、插草为香、指天盟誓、义结金兰，山伯年长为兄，九弟年幼为弟。自此之后，梁朱二人兄弟相称、情投意合、同窗共读、朝夕相伴。这就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曹（草）桥结拜”
据传，曹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其上架有一座浑朴厚重、格调古雅的单孔石桥。桥栏精雕细琢、凤翥龙翔，桥头凉亭飞檐流彩、玲珑巧致。由于临近京汉古官道，这条乡间小路平日里也是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彼时彼地，无人可以料想，就是这座名不见经传的乡野石桥，却见证了一场亘古未有、凄美绝伦的生死爱恋。而今，溪水依旧潺潺东流，古道依旧芳草萋萋，乡村依旧安谧祥和，故事依旧代代传诵，然而，几度沧桑，人间重换；情景宛在，斯人已逝；身临其境，不禁唏嘘。
自汝南县城向西南大约七十华里，距京汉古官道约五六里处，有一座土山丘花遮柳护、拔地而起、颇为壮巍，这就是闻名遐迩、盛传不衰的红罗山（今常兴镇台子寺村）。红罗山其实并非真正的“山”就像天中山那样，属于人工堆砌的高大土丘。远远望去，红罗山上林木葱茏、蓊蓊郁郁、流绿滴翠，檐角屋顶掩映其间、若隐若现，仿佛平畴沃野上凸起一道海市蜃楼般的绿色屏障。它的四围因取土造山而留下环绕土丘的深深壕沟，壕沟两侧杨柳依依、绿荫匝地、燕飞莺唱。
红罗山高约九米，几近方形，面积近八百平方米。从红罗山的正南面跨过青石桥，穿过门厅，迎面就是沿山而上的数十级石阶，拾级而上，从两侧至山顶绿树成阴、草秀花明、清静深幽。土丘的上面就是饮誉一时的红罗山书院——梁朱同窗三载的求学之处。两晋年间，书院有三间门房，各种建筑均为汉代形制，砖木结构，主建筑通高四米，南北长近二十米，东西宽约五米。土丘之上现存一棵早已枯死的银杏树干，通体粗壮、虬枝断裂、表皮剥落、苔痕依稀，树围至少须两个人合抱。放眼望去，枯朽的树干恍若雄姿伟岸、苍劲依然，以自己饱经风霜、宁死不屈的豪迈形象，见证了沧海桑田的更迭中一幕情窦初开、两情相许、恩怨情仇的人间悲喜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昔日的红罗山书院，常有天南海北的名家硕儒坐馆授徒，学高身正、德隆业精、众口皆碑，堪谓桃李遍天中，无论是富豪乡绅还是贫家寒门，方圆近百里的乡民都慕其盛名送孩子到此读书明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寄宿在校，书院采取封闭式管理。梁朱的老师名叫邹佟，而今，在红罗山东南角大约二百米处，有一座长满青草的坟茔，坟冢高约两米，直径四米许，墓碑上写着：“西晋邹佟之墓”而原来的那块墓门石碑现在仍然保存在红罗山书院。
红罗山西南角有一口水井，古称“玉泉井”由于红罗山上无水井，书院师生每天的用水都要轮流到此汲水，两者相距几十米远。学子们肩挑一担水，需要走过门厅前面的小石桥，再登上几十级石阶才能到达书院。朱英台身小力薄，一开始挑水时，没走两步就摔倒在地，桶里的水洒了一身，衣衫好像水洗一般。当她回宿舍更换衣服时，被细心的师娘不经意间看破了她的女儿身。此后，每逢轮到“朱九弟”挑水时，师娘就安排梁山伯代劳。就这样，这位诚实憨厚的“梁兄”心甘情愿、任劳任怨地替“朱九弟”挑了三年水。后来，当地的人们称这口水井为“梁祝井”井旁的石碑上刻有一行字：“梁山伯祝英台取水处”
在红罗山书院就读的一千个日日夜夜里，梁山伯与朱英台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切磋学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梁山伯对朱英台的真实身份自始至终毫不知晓，这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山伯心地纯洁、光风霁月，为人诚实敦厚甚至近乎木讷，更何况当时的封建礼教相当严苛，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敢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与桎梏，女扮男装走出闺阁去求学，这可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史无前例、有悖礼教之举。其二，山伯对“朱九弟”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甚至到了剖心裂肺、言听计从的地步。其三，师娘对朱英台的悉心照顾与暗中相助。据传，朱英台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夜晚熟睡时常常无意间把手脚放到山伯身上。自从师母发现她的秘密之后，为防意外，特意在梁朱同睡的木床中间放置了一个“界碑”并要求各自安睡、互不干扰、不得越界。山伯谨遵师母之言，约束自我，循规蹈矩。
红罗书院东南方向过去曾有一个八亩大小的池塘，名曰：“鸳鸯池”池水终年丰盈、甘冽清凉、波光粼粼。每至夏秋时节，池畔，燕飞蓼岸、柳浪闻莺；池中，荷花映日、鸳鸯戏水。课余时间里，书院的学子们喜欢到此游玩，或赏花吟诗，或踏青挑菜，或折柳做笛，或摘荷采莲，或结伴游戏。有一次，山伯、英台与几位学友在池塘边玩“瓦片击水”轮到朱英台投掷时，不慎闪了腰，身边一位同窗大笑道：“看啊，看啊，九弟真像个女孩子！”闻听此言，朱英台登时双颊飞红，掩袖转身而去。梁山伯一边严厉地指责同窗一边快步走上前去对英台好言相劝，最终英台转嗔为喜，又与大家嬉闹玩耍起来。
红罗书院的西北侧有一条淙淙小溪，平日里也是梁山伯与朱英台常来谈心交流的幽静去处。有一次，山伯坐在溪边，脱去鞋袜在溪水中洗脚，并劝说英台也洗洗脚，同时朗声背诵楚辞补注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和左思的咏史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可英台就是不为所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脱去鞋袜在溪水中洗脚。故而这条小溪一侧水浑一侧水清，不相交融，泾渭分明。当地人称这条小溪为“清水沟，浑水沟”
红罗山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朝中期，随后，在书院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寺庙。据传，明代一位进京赶考的举子路过此地时不期身染重疴，寺庙的和尚大慈大悲、积德行善、全力救助，后来举子大病痊愈如期应试，高中皇榜衣锦还乡时，决意重修寺院，名曰：“报恩寺”由于寺庙巍然屹立在高大的土丘上，当地老百姓又称其为“台子寺”建国后，附近的台子寺村拆庙建校，在红罗山上建立了一座小学，校园内有校舍十八间，是为常兴镇台子寺小学。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之间，寒暑三易，梁山伯与朱英台在红罗山书院学业修满，辞别师长，欲返归故里。当二人黯然神伤地相别时，梁山伯执意先送“朱九弟”回家，而后再收拾行装返乡。
梁朱二人离开红罗山书院，经曹桥向东北朝朱庄迤逦而去。在回忆往事、畅想未来、恋恋不舍的言谈中，朱英台五次三番地比喻、暗示，向梁山伯表达内心深处的爱恋之情，希望梁山伯心有灵犀、善解人意，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可梁山伯就是心如止水、不解风情，只知道一味地劝告“朱九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饶有兴趣地大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一类的圣言祖训，讲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而朱英台仿佛充耳不闻，一会儿含情脉脉地把话题绕到草地上双宿双飞的蝴蝶，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凝望枝梢头喃喃细语的紫燕，一会儿又满含羞意地指点池塘中相依相伴的鸳鸯最终，朱英台感觉自己的言启语示、眉目传情难以唤醒“梦中人”便直言相告... -->>
——重访梁祝故里
从广义上讲，我的家乡就是梁祝故里，因为我生活和工作的遂平县与梁祝故事的发源地汝南县同属豫南驻马店市，而且互为毗邻，两地相距也不过七八十公里，直线距离则更近。2005年12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称号。2007年初夏，也就是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汝南县马乡镇更名为“梁祝镇”的那一年，我陪同省作协的几位文友专程拜谒了梁祝故里。时隔六年，为了寻觅那一段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往事，感受那一场惊天动地、至死不渝的挚爱，我又一次走进了这片古朴而风雅的温厚乡土。
禹贡有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所区划的九州乃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从禹贡九州图和九州山川实证揔（总）图上可以明显看出豫州居九州之中，誉为中州，而汝南又处豫州之中，故而千百年来此地一直被人称作“天中”自汝南县城向北约两公里处，有一座垒土而成、方圆百步、通高丈许的“天中山”相传周武王在此聚土成丘，上置土圭，测日影考分数以此为正。汝南旧志记载：“自古测日影，以此为正，故筑土垒石以记之。”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碑文至今尚在。汝南，自春秋战国时期始有建制，上溯秦汉，下讫明清，一直是郡、州、军、府之治所。贯通南北、穿境而过的古官道，北至汴梁，西走洛阳，南达江汉，由此不难看出，这里曾是九省通衢、八方辐辏之地，昔日的物阜民丰、水陆交汇、熙来攘往、商贾云集之盛景也能由此略窥一斑。
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至299年），汝南郡府向西南大约五十华里处有一个村庄叫梁庄（今和孝镇梁岗村），村里有位青年叫梁山伯。山伯一表人才、忠厚善良、腹有诗书、少年老成。十七岁那年，山伯遵父母之命，携带书童、背负书箧、手提行囊，到村南十八里外的红罗山书院拜师求学。途径一个叫曹庄的村子时，他便停下脚步，在村南小桥边的凉亭里稍作歇息。由于曹庄的村民皆属曹姓，这座跨河而建的小石桥也随之名曰曹桥（草桥，今和孝镇曹庄村南）。此地距红罗山书院尚有大约八里远，而东北十八里之外也有一个村子叫朱庄（今梁祝镇朱庄），庄上朱员外膝下有一爱女名叫朱英台（祝英台，乳名九妹）。朱九妹聪明伶俐、生性乖巧、粉妆玉砌、身段婀娜。在对父母反复缠磨、几番央求之下，她才勉强得到严父慈母的点头应允，男扮女装，化名九弟，打点行装，带领书童走出深宅大院、绮窗绣阁到红罗山书院从师就读。此时此刻，她恰巧也在途中行至曹桥的凉亭暂作休息。二人不期而遇，互通姓名，相称学友，言谈投机，相见恨晚，于是，互报家乡年庚之后，便聚土作炉、插草为香、指天盟誓、义结金兰，山伯年长为兄，九弟年幼为弟。自此之后，梁朱二人兄弟相称、情投意合、同窗共读、朝夕相伴。这就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曹（草）桥结拜”
据传，曹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其上架有一座浑朴厚重、格调古雅的单孔石桥。桥栏精雕细琢、凤翥龙翔，桥头凉亭飞檐流彩、玲珑巧致。由于临近京汉古官道，这条乡间小路平日里也是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彼时彼地，无人可以料想，就是这座名不见经传的乡野石桥，却见证了一场亘古未有、凄美绝伦的生死爱恋。而今，溪水依旧潺潺东流，古道依旧芳草萋萋，乡村依旧安谧祥和，故事依旧代代传诵，然而，几度沧桑，人间重换；情景宛在，斯人已逝；身临其境，不禁唏嘘。
自汝南县城向西南大约七十华里，距京汉古官道约五六里处，有一座土山丘花遮柳护、拔地而起、颇为壮巍，这就是闻名遐迩、盛传不衰的红罗山（今常兴镇台子寺村）。红罗山其实并非真正的“山”就像天中山那样，属于人工堆砌的高大土丘。远远望去，红罗山上林木葱茏、蓊蓊郁郁、流绿滴翠，檐角屋顶掩映其间、若隐若现，仿佛平畴沃野上凸起一道海市蜃楼般的绿色屏障。它的四围因取土造山而留下环绕土丘的深深壕沟，壕沟两侧杨柳依依、绿荫匝地、燕飞莺唱。
红罗山高约九米，几近方形，面积近八百平方米。从红罗山的正南面跨过青石桥，穿过门厅，迎面就是沿山而上的数十级石阶，拾级而上，从两侧至山顶绿树成阴、草秀花明、清静深幽。土丘的上面就是饮誉一时的红罗山书院——梁朱同窗三载的求学之处。两晋年间，书院有三间门房，各种建筑均为汉代形制，砖木结构，主建筑通高四米，南北长近二十米，东西宽约五米。土丘之上现存一棵早已枯死的银杏树干，通体粗壮、虬枝断裂、表皮剥落、苔痕依稀，树围至少须两个人合抱。放眼望去，枯朽的树干恍若雄姿伟岸、苍劲依然，以自己饱经风霜、宁死不屈的豪迈形象，见证了沧海桑田的更迭中一幕情窦初开、两情相许、恩怨情仇的人间悲喜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昔日的红罗山书院，常有天南海北的名家硕儒坐馆授徒，学高身正、德隆业精、众口皆碑，堪谓桃李遍天中，无论是富豪乡绅还是贫家寒门，方圆近百里的乡民都慕其盛名送孩子到此读书明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寄宿在校，书院采取封闭式管理。梁朱的老师名叫邹佟，而今，在红罗山东南角大约二百米处，有一座长满青草的坟茔，坟冢高约两米，直径四米许，墓碑上写着：“西晋邹佟之墓”而原来的那块墓门石碑现在仍然保存在红罗山书院。
红罗山西南角有一口水井，古称“玉泉井”由于红罗山上无水井，书院师生每天的用水都要轮流到此汲水，两者相距几十米远。学子们肩挑一担水，需要走过门厅前面的小石桥，再登上几十级石阶才能到达书院。朱英台身小力薄，一开始挑水时，没走两步就摔倒在地，桶里的水洒了一身，衣衫好像水洗一般。当她回宿舍更换衣服时，被细心的师娘不经意间看破了她的女儿身。此后，每逢轮到“朱九弟”挑水时，师娘就安排梁山伯代劳。就这样，这位诚实憨厚的“梁兄”心甘情愿、任劳任怨地替“朱九弟”挑了三年水。后来，当地的人们称这口水井为“梁祝井”井旁的石碑上刻有一行字：“梁山伯祝英台取水处”
在红罗山书院就读的一千个日日夜夜里，梁山伯与朱英台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切磋学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梁山伯对朱英台的真实身份自始至终毫不知晓，这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山伯心地纯洁、光风霁月，为人诚实敦厚甚至近乎木讷，更何况当时的封建礼教相当严苛，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敢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与桎梏，女扮男装走出闺阁去求学，这可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史无前例、有悖礼教之举。其二，山伯对“朱九弟”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甚至到了剖心裂肺、言听计从的地步。其三，师娘对朱英台的悉心照顾与暗中相助。据传，朱英台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夜晚熟睡时常常无意间把手脚放到山伯身上。自从师母发现她的秘密之后，为防意外，特意在梁朱同睡的木床中间放置了一个“界碑”并要求各自安睡、互不干扰、不得越界。山伯谨遵师母之言，约束自我，循规蹈矩。
红罗书院东南方向过去曾有一个八亩大小的池塘，名曰：“鸳鸯池”池水终年丰盈、甘冽清凉、波光粼粼。每至夏秋时节，池畔，燕飞蓼岸、柳浪闻莺；池中，荷花映日、鸳鸯戏水。课余时间里，书院的学子们喜欢到此游玩，或赏花吟诗，或踏青挑菜，或折柳做笛，或摘荷采莲，或结伴游戏。有一次，山伯、英台与几位学友在池塘边玩“瓦片击水”轮到朱英台投掷时，不慎闪了腰，身边一位同窗大笑道：“看啊，看啊，九弟真像个女孩子！”闻听此言，朱英台登时双颊飞红，掩袖转身而去。梁山伯一边严厉地指责同窗一边快步走上前去对英台好言相劝，最终英台转嗔为喜，又与大家嬉闹玩耍起来。
红罗书院的西北侧有一条淙淙小溪，平日里也是梁山伯与朱英台常来谈心交流的幽静去处。有一次，山伯坐在溪边，脱去鞋袜在溪水中洗脚，并劝说英台也洗洗脚，同时朗声背诵楚辞补注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和左思的咏史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可英台就是不为所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脱去鞋袜在溪水中洗脚。故而这条小溪一侧水浑一侧水清，不相交融，泾渭分明。当地人称这条小溪为“清水沟，浑水沟”
红罗山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朝中期，随后，在书院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寺庙。据传，明代一位进京赶考的举子路过此地时不期身染重疴，寺庙的和尚大慈大悲、积德行善、全力救助，后来举子大病痊愈如期应试，高中皇榜衣锦还乡时，决意重修寺院，名曰：“报恩寺”由于寺庙巍然屹立在高大的土丘上，当地老百姓又称其为“台子寺”建国后，附近的台子寺村拆庙建校，在红罗山上建立了一座小学，校园内有校舍十八间，是为常兴镇台子寺小学。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之间，寒暑三易，梁山伯与朱英台在红罗山书院学业修满，辞别师长，欲返归故里。当二人黯然神伤地相别时，梁山伯执意先送“朱九弟”回家，而后再收拾行装返乡。
梁朱二人离开红罗山书院，经曹桥向东北朝朱庄迤逦而去。在回忆往事、畅想未来、恋恋不舍的言谈中，朱英台五次三番地比喻、暗示，向梁山伯表达内心深处的爱恋之情，希望梁山伯心有灵犀、善解人意，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可梁山伯就是心如止水、不解风情，只知道一味地劝告“朱九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饶有兴趣地大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一类的圣言祖训，讲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而朱英台仿佛充耳不闻，一会儿含情脉脉地把话题绕到草地上双宿双飞的蝴蝶，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凝望枝梢头喃喃细语的紫燕，一会儿又满含羞意地指点池塘中相依相伴的鸳鸯最终，朱英台感觉自己的言启语示、眉目传情难以唤醒“梦中人”便直言相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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