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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台湾，住在中坜，负责协助佛教会新竹县支会的妙果老和尚回复信函、公文。每次去那里，做完事之后，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给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觉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里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条小鱼的赏赐，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后，我收徒纳众，看到跟随我的弟子们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赞美或奖品，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往事，因此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条小鱼吃！”
自古以来，人虽贵为万物之灵，却还含有动物贪婪的习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这种习气，给予好处，作为领导的要诀。例如军队战争胜利时，皇帝便封官赐地。地方人士做了一点慈善事业，父母官便赐匾授爵；为了拢络外强，使不侵略国土，便举行联婚。为了平服内患，开出种种优厚的条件，以招其来归。即使如尧赐女儿给舜、万众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为和番而下嫁文成公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等，如果将人类心理分析透彻，无非也是一种喂小鱼给“海豚”的想法。
直到现代，有些人对国家社会做了虚伪表现，就希望**给予升官犒赏；有些人自组社运团体，利用抗争游行的方式，强制**给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贿赂，从事种种不法勾当。有些人在竞选时买票，以达到当选的目的。像这种“海豚”心态，实在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敌人买通，充当间谍，导致国破家亡。有些国家则为了得到他国的拥戴而提供给他国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乱。凡此，都说明了“海豚”心态，小则损及个人的道德、事业，大则危及国家、世界的安宁，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回想自佛陀创立佛教以来，以及经历各朝的祖师大德们统领十方僧团，弟子何止万千，但是他们教导徒众做事，是以训诲来代替赏赐，以开示来代替鼓励，因为他们手里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小鱼，然而却有另外的法乳滋养徒众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云集。此外，佛陀舍身舍命不离仁义的修行、富楼那尊者的一命供养佛陀的决心、鉴真大师的“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师的“发菩提心，立坚固愿”，都以身教模范后学，无非是在教育大众：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为“小鱼”而工作，应该要有济世的抱负及远大的理想，而不汲汲于得到一点赏赐。
年少时，每每读到高僧大德的事迹，总是动容不已。后来来到台湾，看到佛教落后，而大多数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随俗浮沉，却不想振兴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舍我其谁”的悲愿油然而生，例如那时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托大家听讲，而且还得自己张罗道具，租借桌椅，印行传单和大家结缘。不过我不是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做的，而是抱着心香一瓣，来供养十方的心情来做的。后来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当时皈依三宝座下的信徒，四十年来护持佛法，从未退心，这证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资粮。
很长一段时期，我曾经为《人生》、《菩提树》、《今日佛教》等佛教杂志及广播电台、报纸副刊撰写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费，而且还倒贴邮资、车资，这是因为心甘情愿才能持之以恒。当初我从宜兰每次到台北主编《人生杂志》，记得在吃饭时，主事者都说：“你看！就是知道你要来，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长老虽是好意，但我每次听了这句话，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心里想着：“工作责任是应该的，难道只为了你这一点赏赐，我才卖命吗？”在世上，论功行赏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施舍。有气节的“海豚”看到观众拍手，也会高兴地摇首摆尾，不一定只为了小鱼才表演，更何况我们人类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来宣扬大法，是何等神圣的千秋伟业！
我初到台湾不久，适逢佛教会改组，我也被任命为改组委员之一，自觉能为佛教发展贡献心力而十分高兴，因此很卖力地去做，并且不时提出意见看法，只是后来发现长老们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长老们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务理事，那时我不但无名、无钱，而且连食宿都没有着落，照理说给我一张办公桌就很心满意足了，常务理事是何等尊贵，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伽，无功无德，岂可据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宁可死守扬州，也不给清朝官禄收买；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宁可退回袁世凯的十万大洋，也要发表“奇哉！所谓国是论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门的后代，又岂能如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满足于眼前的小鱼？所以便断然拒绝。
回想五十年来，我和已召开二十届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种种因缘不具足之下，总是与我有缘而无分。年轻时，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参与大会，但是都给台湾佛教会的主事者障碍而希望落空。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意从旁协助会务。后来因缘具备，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搬出亚洲地区，进入国际舞台。二十次大会，我个人独立负责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届世界会员大会，在美国西来寺举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会议场所，我都积极主动地给予承担支持。
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共同推举我为荣誉会长。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时，他们希望我能正式担任总会长，以带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但我已无意于此，因为国际佛光会的会务已够我忙碌了，尤其我觉得现在佛教界英才辈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韩国的月下长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国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应该来执掌世界佛教会务，而他们也不会如“海豚”般为了小鱼才肯有所作为。所以，世界上国际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鱼饲养，而是要给他们佛法更多的掌声。于是就婉拒了他们的厚爱。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兰念佛会。因无会址，而需要筹建讲堂，但那时一无所有，岂易进行？宜兰县张某来找我说道：“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往生，请你为她在告别式上诵经拈香，他们愿意提供兴建讲堂的全部水泥。”我听后非常不悦，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黄金打造，我也不去！”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时我还年轻，非常执著。但是隔天一个信徒往生，我却作不请之友，为他诵经祝祷，而且一路送他到坟场。丧家送了我一个六十元的红包，我将它悉数转为《莲友通讯》的经费，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鱼可以换得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尽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质，就像“海豚”需要小鱼一样，但世上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像宝贵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谊等，尤其一个人的尊严，更不容许别人践踏！
三十年前，我率领十二位徒众为嘉义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会，堂主拿了许多布料以为回馈供养，在那个物质贫穷时代，这么多的布料可谓价值不菲，但我却予以婉拒，并且另外掏钱给徒众们到阿里山一游，以慰劳他们的辛苦。我觉得：“海豚”可以为了小鱼表演，但人除了小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人，应该珍惜小鱼之外的那一点点东西。这几十年来，无论佛光山多么忙碌，我都尽己所能，派遣弟子们帮忙其他友寺法会活动，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鱼之外的这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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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台湾，住在中坜，负责协助佛教会新竹县支会的妙果老和尚回复信函、公文。每次去那里，做完事之后，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给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觉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里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条小鱼的赏赐，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后，我收徒纳众，看到跟随我的弟子们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赞美或奖品，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往事，因此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条小鱼吃！”
自古以来，人虽贵为万物之灵，却还含有动物贪婪的习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这种习气，给予好处，作为领导的要诀。例如军队战争胜利时，皇帝便封官赐地。地方人士做了一点慈善事业，父母官便赐匾授爵；为了拢络外强，使不侵略国土，便举行联婚。为了平服内患，开出种种优厚的条件，以招其来归。即使如尧赐女儿给舜、万众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为和番而下嫁文成公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等，如果将人类心理分析透彻，无非也是一种喂小鱼给“海豚”的想法。
直到现代，有些人对国家社会做了虚伪表现，就希望**给予升官犒赏；有些人自组社运团体，利用抗争游行的方式，强制**给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贿赂，从事种种不法勾当。有些人在竞选时买票，以达到当选的目的。像这种“海豚”心态，实在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敌人买通，充当间谍，导致国破家亡。有些国家则为了得到他国的拥戴而提供给他国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乱。凡此，都说明了“海豚”心态，小则损及个人的道德、事业，大则危及国家、世界的安宁，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回想自佛陀创立佛教以来，以及经历各朝的祖师大德们统领十方僧团，弟子何止万千，但是他们教导徒众做事，是以训诲来代替赏赐，以开示来代替鼓励，因为他们手里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小鱼，然而却有另外的法乳滋养徒众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云集。此外，佛陀舍身舍命不离仁义的修行、富楼那尊者的一命供养佛陀的决心、鉴真大师的“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师的“发菩提心，立坚固愿”，都以身教模范后学，无非是在教育大众：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为“小鱼”而工作，应该要有济世的抱负及远大的理想，而不汲汲于得到一点赏赐。
年少时，每每读到高僧大德的事迹，总是动容不已。后来来到台湾，看到佛教落后，而大多数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随俗浮沉，却不想振兴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舍我其谁”的悲愿油然而生，例如那时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托大家听讲，而且还得自己张罗道具，租借桌椅，印行传单和大家结缘。不过我不是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做的，而是抱着心香一瓣，来供养十方的心情来做的。后来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当时皈依三宝座下的信徒，四十年来护持佛法，从未退心，这证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资粮。
很长一段时期，我曾经为《人生》、《菩提树》、《今日佛教》等佛教杂志及广播电台、报纸副刊撰写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费，而且还倒贴邮资、车资，这是因为心甘情愿才能持之以恒。当初我从宜兰每次到台北主编《人生杂志》，记得在吃饭时，主事者都说：“你看！就是知道你要来，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长老虽是好意，但我每次听了这句话，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心里想着：“工作责任是应该的，难道只为了你这一点赏赐，我才卖命吗？”在世上，论功行赏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施舍。有气节的“海豚”看到观众拍手，也会高兴地摇首摆尾，不一定只为了小鱼才表演，更何况我们人类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来宣扬大法，是何等神圣的千秋伟业！
我初到台湾不久，适逢佛教会改组，我也被任命为改组委员之一，自觉能为佛教发展贡献心力而十分高兴，因此很卖力地去做，并且不时提出意见看法，只是后来发现长老们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长老们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务理事，那时我不但无名、无钱，而且连食宿都没有着落，照理说给我一张办公桌就很心满意足了，常务理事是何等尊贵，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伽，无功无德，岂可据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宁可死守扬州，也不给清朝官禄收买；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宁可退回袁世凯的十万大洋，也要发表“奇哉！所谓国是论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门的后代，又岂能如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满足于眼前的小鱼？所以便断然拒绝。
回想五十年来，我和已召开二十届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种种因缘不具足之下，总是与我有缘而无分。年轻时，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参与大会，但是都给台湾佛教会的主事者障碍而希望落空。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意从旁协助会务。后来因缘具备，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搬出亚洲地区，进入国际舞台。二十次大会，我个人独立负责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届世界会员大会，在美国西来寺举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会议场所，我都积极主动地给予承担支持。
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共同推举我为荣誉会长。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时，他们希望我能正式担任总会长，以带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但我已无意于此，因为国际佛光会的会务已够我忙碌了，尤其我觉得现在佛教界英才辈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韩国的月下长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国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应该来执掌世界佛教会务，而他们也不会如“海豚”般为了小鱼才肯有所作为。所以，世界上国际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鱼饲养，而是要给他们佛法更多的掌声。于是就婉拒了他们的厚爱。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兰念佛会。因无会址，而需要筹建讲堂，但那时一无所有，岂易进行？宜兰县张某来找我说道：“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往生，请你为她在告别式上诵经拈香，他们愿意提供兴建讲堂的全部水泥。”我听后非常不悦，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黄金打造，我也不去！”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时我还年轻，非常执著。但是隔天一个信徒往生，我却作不请之友，为他诵经祝祷，而且一路送他到坟场。丧家送了我一个六十元的红包，我将它悉数转为《莲友通讯》的经费，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鱼可以换得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尽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质，就像“海豚”需要小鱼一样，但世上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像宝贵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谊等，尤其一个人的尊严，更不容许别人践踏！
三十年前，我率领十二位徒众为嘉义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会，堂主拿了许多布料以为回馈供养，在那个物质贫穷时代，这么多的布料可谓价值不菲，但我却予以婉拒，并且另外掏钱给徒众们到阿里山一游，以慰劳他们的辛苦。我觉得：“海豚”可以为了小鱼表演，但人除了小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人，应该珍惜小鱼之外的那一点点东西。这几十年来，无论佛光山多么忙碌，我都尽己所能，派遣弟子们帮忙其他友寺法会活动，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鱼之外的这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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